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

道的唯一性与绝对性，正是良知本体之所以体现为个体存在实性之唯一性与绝对性的根据。在存在的本原性意义上，良知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绝对性与普遍性是交相圆融的。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而同时必然具有其内涵的公共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良知作为心之体，当它被作为价值形态来了解的时候，它即是作为价值本体的善本身，是超越于一切相对价值形态的绝对价值中立，是价值正义本身。要说事物的任何部分离开精神有一种存在，那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那正是含着抽象作用的一切荒谬之点。正是心体自身存在维度上的大中至正，决定了其价值维度上的大中至正，故必说之为无善无恶。因此之故，良知本身的无善无恶，正是它之所以能够知善知恶的保证。

正是在这一关心的交往意义上，对象物的存在便不在你的心外。正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所以致良知乃是诚意的实功。(41)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24页。

作为三玄扩展版的四玄，则是章太炎的经典系统。不知其说而提倡一类之学，鼓舞泰甚，虽善道亦以滋败。(14)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页。乾嘉时期，戴震、章学诚等批判宋学道统而未建立经典系统，没有文献基础的新道体，如何传承而发扬之，这是一大问题。

那么，克己工夫是用何种修行方法来排遣一切妄执的呢?章氏说： 佛家本以六度四无量为至行……域中贤者，子路得其四，颜渊得其六。在他看来，程朱的证验方法不足道，阳明的良知虽进一层，亦仅知自证分，尚有泥滞，知不住涅槃而未知不住生死。

(83)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33页。然世上能了悟《艮卦》、《观卦》义理之人，而能应用用九和用六于世道，引导世人修持无我之道德善境者，唯有文王而已，这是文王所以为贤圣的原因。四、忠恕、克己与绝四的工夫论 章太炎在建构四玄学时，发明了无我道体，又在论证无我道体的合理性与一贯性时，批判了宋明道统。(31)《陈书·张讥传》载，梁简文帝在东宫时，每有讲集必遣使召张讥讲《老》、《庄》，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张讥)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

不过，这又何妨呢!中国思想史上从来不缺乏异端学者(相对正统而言)，而且他们的异端思想往往在当时的学术前沿和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能够开拓创新，作出贡献(57)。章太炎反对经书的意识形态化，他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事实上，四玄虽是经子一体的，但只有《周易》是经书，孔老庄等是诸子，《论语》、《老子》、《庄子》是子书，故四玄思想是以诸子学为中心，具有先秦诸子自由的、多元的和开放的性格。(20) 这段话表露了章太炎作《微言》的目的及其宗旨，乃至规范了章氏晚年思想的发展理路。

《列传》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书中最后一则自述学术思想变化之迹，曰：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

后者讲见道位，破尽最后一点名相(少物)的执著，于所缘之心与境皆空，无分别智，即无分别心，如此乃实住唯识真胜义性，体证真如本体，由离能取、所取相，悟空、有二宗的缘故。这不仅是将经与传记相等同，更是改子为经⑦。

按同样的道理，乾元虽资生天地万物，但乾元和无住一般，随缘而起，缘尽而灭，其自身实未曾有生或动。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观·爻辞》数称：观我生、观其生，此即辟支佛由观缘生而悟者，其人不说法，但以神变示化，故《观·彖》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则辟支佛乘义也。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之争在使汉学家和宋学家质疑对方的经学诠释已然偏离经书原旨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并引发人们的疑问：究竟是汉学还是宋学，更契合孔孟原义和经书本旨呢?这样的疑问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动摇人们的经书信仰，促使人师法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选择一些典籍而升格为经，重建新的经书系统，如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③。回归原典的目的不只在修正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建构新的经学体系，且寄望于新体系能够赓续传统，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维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感。但经书不限于官书，章太炎指出：经之名广矣(18)，秦汉以前的诸子书也可称经。

三者，这种升格的方式，或是改解经类传记为经，如《左传》、《礼记》，或是改儒家类子书为经，如《孟子》。郭沂的五经七典和梁涛的新四书即是如此，这两个经典系统中的典籍全属经部和子部儒家类(85)。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老》、《庄》被奉为半官学的形态。故意为必、固的依止者，我由意之妄执而生，四者互为因果、彼此依持，绝四则将意必固我及其因果关系，悉皆排遣。

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言与齐不齐，齐与言不齐，以言齐之，其齐犹非齐也。自胜之谓克己，慢与慢消，故云复礼。

但正如有人指出的，当代国学的发展态势有一个突出的倾向，那就是尝试把学术性的‘国学转换为‘儒学式的‘国学(84)。意根、末那，我见之本也。授受不爽如此，而儒者多忽之。而新经典系统的成立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阐述系统的一贯之道，二是证明新系统具有文化的典范价值，三是说明传统与现代在新系统中的关系。

章氏说：《老》《易》并称，非始魏晋，太史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即《老》《易》并称之端。这在20世纪初，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陷入危机的年代，在儒家经书与经学倍受冲击的时代，是尤其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文化议题。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悟诸法皆空，而与大道同一，是谓天下归仁，其造诣达如斯极致。

(49)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82页。⑦关于汉魏分别经传和唐宋将经传等同等说法，参见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行戒度也。这就是林庆彰所指出的，中国经学史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回归原典运动②，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章太炎在诠释四玄学的同时，也认同儒家经学(古文经学)，晚年还倡导读经。晚年重读《周易》、《论语》，始知文王与《周易》之道，诚非孟荀所能体察，唯有孔子及其《论语》才是真正地承袭圣人之道者。

如此可谓神秘，章氏以为仅见心相，只验得阿赖耶识而已(81)，终究未能亲证无善无恶的无我道体，可见他是以神秘经验为其成德工夫的目标和境界。刘勰说：常道曰经，述经曰传。

(76)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33页。(26) 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

(33)关于四书的升格与四书学的形成，参见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那么，绝四究竟如何而能内证于心呢?他说： 子绝四：无意，即末那不见。